明朝的袁了凡先生在其《了凡四训》一书中，谈到为人到底该如何行善这个问题时，专门引用了孔子的一则公案。
当时，鲁国是非常弱小的国家，每次战争之后都会有很多人民被掠夺到邻国为奴为仆。鲁国的国君鉴于人口日益减少的趋势，颁布命令：如果有人肯出资赎买自己的同胞回国，官府将会给与一定比例的奖赏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贡和子路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，花钱买人，所不同的是，子贡拒绝了官府的奖励，而子路却很痛快的接受了奖励。
两人回到老师处汇报事情经过，孔子认可了子路的作法而否定了子贡的行为。子贡很不服气，质问老师：都是救人，为什么你表扬子路却不表扬我呢？
孔子问子贡：你救人为什么不要官府的回报呢？子贡说我认为救人就不该要回报。
孔子说，这正是你最大错误所在。鲁国的人，穷人多而富人少。如果大家都学你救人而不要官府奖励，慢慢的谁还肯去花钱救人呢？子路这一点就非常好，他乐意救人也乐意接受奖赏，大家看到有“利”可图，自然会积极的去做。君子移风易俗，不可贪图个人的名利阿！
这个小故事的出处我没有找到，但我相信袁了凡先生不会编造个公案来欺蒙大家。我为什么想起这个故事呢？因为有人在探讨深圳的丛飞先生的善行是否为病态心理的作祟（我不同意这个说法）？
我不想过多的评论一个逝去的人。但我认为个人的行动永远不能代替政府的职责。当一个人要倾家荡产支援数以百计的失学儿童时，更多的人除了感动是不可能向其效仿的。而目前我们的国家，树立某个先进的典型有多大的意义呢？我们总是愿意拔高某个人物，脱离了人的本色而走上神坛，而基本不考虑这样的典型究竟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可操作性，那么这样的善行这样的善人，又怎么可能批量出现呢？
比如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子贡（端木赐），其实是个很有钱的大商人，他在乎那点钱吗？而子路，为人豪侠仗义，临死也要正衣冠，他认为救人就应该急人所难，子路也知道自己接受奖励，可能被人认为是贪财的表现。可大家想过：在利益驱动之下的善行，要比道德驱动下的善行来的更猛烈！
我们需要的还原为“人”的善行，而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道德楷模。我们需要的是群众的集体参与，而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无私奉献，那对他的家人同样不公平。
何谓是非？鲁国之法，鲁人有赎人臣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，子贡赎人而不受金。孔子闻而恶之曰：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举事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，非独适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受金则为不廉，何以相赎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复赎人于诸侯矣。
子路拯人于溺，其人谢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自今鲁国多拯人于溺矣。自俗眼观之，子贡不受金为优，子路之受牛为劣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。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；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；不论一身而论天下。现行虽善，而其流足以害人；则似善而实非也；现行虽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；然此就一节论之耳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当抉择。
了凡四训
看来很多事情做得都错了……唉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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